欧洲央行委员的成员施纳贝尔最先发现了这场危机。今年2月，她发布了一张图表，展示了欧元兑美元的疲软程度。两个月后，加拿大央行的行长马克莱姆也哀叹了加元的贬值。瑞士央行行长乔丹此前表示，希望能看到瑞士法郎走强。
由于美联储准备积极对抗通货膨胀，美元一直在飙升，今年以来已经上涨了7%。相对应的，其他国家的央行行长们同样不顾一切地开始抑制本国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一个接一个地发出货币升值的信号，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有助于提高海外购买力从而降低进口成本。
这种直接喊话的干预方式虽然罕见，但是非常显著地影响了市场。6月16日，有两个国家加大了赌注：瑞士自2007年以来首次加息，导致瑞郎飙升至七年来的最高水平。几个小时后，英国央行宣布了自己的加息计划，并暗示将进行更大幅度的加息。
货币价值在通货膨胀方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是非常出乎意料的。外汇界将其称为“反向汇率战争”，因为十多年来，各国都在寻求与之相反的方向。在过去，货币贬值意味着国内企业可以以更有竞争力的价格向海外销售产品，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然而随着燃料、食品、家电等所有商品的价格飙升，增强购买力突然变得更加重要。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走向。如果不加以控制，这种国际竞争可能会引发主要货币价值的剧烈波动，阻碍依赖出口的制造商，颠覆跨国公司的财务状况，并转移全球的通胀负担。众所周知，外汇战争是一场零和游戏，有赢家也有输家。每个国家都想要同样的东西，但是在货币世界里不能达到。
美元兑主要市场货币汇率/来源：彭博社
各国对外汇市场最引人注目的大规模干预之一发生在1985年。在美国里根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长期利率不断上升，美元汇率飙升，兑英镑汇率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最初认为这是对美国经济实力的肯定，但弊端很快就显现出来。里根面临着来自美国制造商的压力，他们发现越来越难以在海外推销自己的产品。机械巨头卡特彼勒估计，由于美元走强，数百家美国公司每年在国际订单中输给日本竞争对手，损失了数十亿美元。
1985年9月，美国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会见了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的央行行长。在著名的《广场协议》中，他们提出了一项计划，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将美元汇率压低40%，直到签署了《卢浮宫协议》之后，这场“贬值游戏”才得以结束。
自那以后，各国政府很少如此明确地干预以影响货币价值，取而代之的一些更微妙的尝试。2010年，巴西财政部长曼特加指责瑞士和日本等国故意压低本币汇率，以提高其在海外的竞争力，并将其命名为“货币战争”。这种紧张的关系加深了新兴市场经济体与更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裂痕。
讲了其他国家，我们再来说说中国。我国的经济繁荣从一开始就得益于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因此这么多年来，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区间。然而在特朗普时期，美国首次把矛头对准了人民币汇率，发起了贸易争端，我国也因此在十多年来首次让人民币贬值到了1美元兑“7元”的水平。
不过从目前来看，或许没有哪个国家比日本更认真地控制货币。日元贬值让丰田汽车和任天堂等公司赚了不少钱。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继续发出鸽派立场的信号，但同时承认日元暴跌不利于经济。今年以来，日元汇率已下跌超过18%
在今天的“货币战争”中，强势的美元无疑是最大的输家。事实证明，2022年的升值对美联储来说是件好事，因为美联储正试图应对40年来最快的价格上涨，但是美国享受这种优势的时间可能不会太长。瑞士和英国的加息已经对美元构成了压力，美元在6月早些时候出现了自2020年3月以来的最大两日跌幅。
美元的疲软对一些国家来说是好事。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弗兰克尔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阿根廷和土耳其等出口国，是最脆弱的。许多新兴经济体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多于以本国货币计价的债务，他说:“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情况，当你有美元债务时，你的货币对美元贬值。”
不过目前还不清楚美元升值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抑制通胀。花旗集团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希茨表示，事实证明，所谓的汇率传递率(即汇率对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影响程度)是最低的，以前美元升值10%只能抑制通货膨胀约0.5个百分点。在这个通货膨胀猖獗的时代可能相对来说会更明显，达到一个百分点。
专家警告说，任何政府干预都有失败的高风险。美国财政部前高级官员索贝尔表示:“盯住汇率可能是一种非常反复无常、徒劳无益的做法。预测交易所市场对给定政策选择的反应往往是徒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