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汤不换药”
过去四年，上了一个让美国人头疼且又蛮横的总统特朗普，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与拜登的野心相比，特朗普的野蛮也只能算小巫见大巫。
作为一个快80岁的总统，拜登依然饭否，并不是“廉颇老矣”，国际上“合纵连横”，国内“变法”，似乎比老特还想让美国“伟大”。
这里面美国的两步棋值得关注：一个是拉着全球，搞了一个最低15%的企业税;另外一个是国内对企业和富人增税。前者是针对的范围较广(美国本土和以外企业)，逼着给美国交钱，后者则是在前者的前提下，让美国国内富有阶层无处可逃。
一方面是为了改变美国贫富差距现状，毕竟新冠大流行美国富人资产翻了一倍，穷人“无处可逃”，再有作为一个从政几十年的人，他认为美国想要经济再塑辉煌，必须从美国自身改变，从新平衡经济，改变美国过度依赖消费的增长模式。
不过让拜登失望的是，拿走国际上的钱并非一时之事，只能从国内下手，所以现在天天喊着推进美国企业税改革。最新的是连续三年向股东报告超过10亿美元年利润的公司小组需要支付利润占比至少15%的税收，即便公司有大量减税额度也不能豁免。根据设想，计划中的公司有200家左右，能够在10年左右筹集2000亿美元。
▲美国企业税的弊端
以往，根据美国税法，美国联邦、州、地方，三级税收权，现在就相当于联邦政府“另加1.5成”。去年美国联邦政府共收了近2000亿美元的企业所得税，最高峰的2006年也只有3600多亿美元。
到了下一级州税，则区别非常大，从0-12%不等，例如加州就是13.3%，得州没有所得税，导致美国很多企业巨头就会将总部迁移，前段时间特斯拉就将总部从加州迁到了得州也就是这个原因。
而各州(尤其是经济相对不发达)为了吸引企业，增加提升就业率，带动州经济发展，就会各种优惠，造成美国税收总体上不来。
再有美国企业纳税申报表一般不公开，所以申报信息也是重大隐患，据统计现在财富500强中，美国的50家公司就没有交联邦所得税。例如，利润增长4000%的视频会议平台Zoom、净利润超过25亿美元的耐克都没缴一美分联邦企业所得税;净利润超过200亿美元的亚马逊，企业所得税有效税率仅为9.4%，该数字在 2018、2019 年分别为0%、1%，远低于美国21%的联邦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
由上至下分别为美国个人独资企业、S—类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C—类股份有限公司数量，单位为百万家，仅C类股份有限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
▲方向走偏
在美国经济权重中，收入和利润税(例如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在总体税收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比重最大，其次是商品和服务税或消费税(例如增值税和销售税)。
如果从前者入手，虽然收入增加，但更致命的是对美国经济的破坏性更强，没有选择后者，主要是害怕影响支持率，毕竟椅子刚做。但美国想要解决制造业空心化，必须减轻企业负担，而不是挤压利润。
自从里根大规模减税以来的近 40 年，美国事实上从未真正成功地实现大范围加税——尽管奥巴马竞选时也提到加税的愿景，但其任内 2013 年的加税不过是小布什减税时间到期后的正常反弹(奥巴马甚至还延期了 2 年)，主要原因还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资本集团反对，所以加税也很可能雷声大、雨点小，最终的结果就是找死。
▲风物长宜放眼量
自从我国经济从高增长发展模式转变为稳增长、高质量以来，将主要方向用在了减企业负担上，除了能够带来产业进一步升级之外，还能保证经济增长不失衡。而且对比美国来看，咱们国家税收的统一性决定了灵活性，昨天，为缓解中小企业压力，宣布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税2000亿元左右，就是最好的证明。
而且方向也好，毕竟中小微企业对中国贡献巨大，可以概括为“五六七八九”：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来看一份2019年末发布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系列报告，截止2018年末，我国共有中小微企业法人单位1807万家，占总量高达97.3%;
就业与营收贡献上，2018年末，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人员2.3亿人，占全部企业就业人员的比重为79.4%;全年营业收入达到188.2万亿元，占全部企业法人全年营业收入的68.2%。
另外，当下中国中小企业是中国创新发展的代表，其中十大品牌榜前十，全部都是高科技，如生命健康、人工智能、芯片涉及、智慧城市、自动驾驶，这些都是未来科技中国造的关键。
▲写在最后
值得警惕的是，国际上美国主张的全球最低税率，明面上是为国内基建筹资+为国际税收谋公平的“一碗水端平”，实则打的是力保本国企业竞争力的“公器私用”算盘。
至少15%的全球最低税率，对欧美发达国家可能意味着大型跨国企业国际竞争力不失，但对发展中国家可能意味着税收主权的限制和国际资本的流出——毕竟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通过税收优惠鼓励外资进入，造成本国实际税负较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