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极高，中国经济一直被全世界看好。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投资约占全球GDP的25%左右，较成熟经济体的比例在20%-25%之间，高增长阶段的发展中经济体从20%到30%不等。
但是中国是不同的。几十年来，中国的投资规模相当于年GDP的40%至50%，这是一个惊人的高水平。但它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就像经济学中的很多东西一样，取决于潜在的环境。
40年前，当我们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时，经济相对社会发展水平来说投资不足，因此中国从高投资中受益匪浅，高投资推动了经济增长，满足了中国企业和工人日益增长的需求。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中国增长模式的成功，才迅速缩小了实际投资水平与企业和工人能够有效吸收的投资水平之间的差距。但是随着额外投资带来的生产率效益下降，高投资水平必然会带来负担，这其实是每一个遵循这种增长模式的国家最终会发生的事情——在一段快速、可持续的增长时期之后，又出现了一段仍然快速但不可持续的增长时期。
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如何，即使有可能将一些非生产性投资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部门，投资占中国GDP的比重在未来几年内也必须大幅下降。历史先例表明，这种情况发生得越早，对经济的长期健康和稳定就越有利。
但是，当一个国家从如此高的投资基础开始时，这种调整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一定的难度，这可能是因为高投资水平与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商业和各种机构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
通过扩大贸易顺差来实现增长可行，但不是长久之计，投资之外唯一有意义的选择就是消费。正如国家早就表露出来的意思一样，降低投资在GDP中的比重，这恰恰是提高消费比重的对立面，即“再平衡”。
原则上，中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实现再平衡。一种是消费大幅增长，取代投资增长，成为GDP的驱动力。不过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如果中国每年能将GDP的大约2个百分点转移到普通家庭上，理论上就有可能实现每年6%至7%的消费增长。
如果投资在20年的4%左右的增长之后，以每年1%左右的速度增长，中国将成为一个更加“平衡”的经济体，而投资占GDP的比例仍高达30%。
但问题在于，如果国家的经济、金融和机构不发生重大变化，向普通家庭转移如此大规模的收入在管理上很难实现，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没有一个高投资国家能够成功实现这样的转型。
实现再平衡的第二种方式将需要GDP增速放缓。在这种情况下，就像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一样，即使GDP增长下降，国家也会实施政策将消费增长保持在每年约3-4%的水平。在投资仍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的情况下，年均GDP增速将降至2%左右，30至40年后，中国将成为一个更加“平衡”的高投资经济体。
第三种方式涉及到GDP急剧的短期收缩，其中投资收缩的幅度远远超过家庭收入和消费。例如，美国就是这样在上世纪30年代初实现经济再平衡的。尽管从长期来看，这种形式的调整往往在经济上更有效率，但它通常是一个混乱且具有破坏性的过程，中国自然会尽其所能避免走上这条道路。
从目前来看，中国在更长时间内一直保持这样的高投资水平是不现实的，因此必须实现消费推动GDP增长，但是这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向一套截然不同的商业、金融和机构的艰难转型。国家现在的选择不在于是否要从投资向消费进行再平衡，而在于如何实现再平衡。
这也意味着中国未来的GDP增速在一定程度上将取决于未来消费增长的速度。但是从日本过去30年的经验来看，这一过程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没有大量的收入转移推动的消费增长加速，实现再平衡的途中可能出现GDP增速的放缓，这是实现“再平衡”过程中必须经历的，所以别太“担心”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