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女性的劳动权是保障女性立足于社会的根本。
1857年的3月8日，美国纽约发生了一场规模不大但却有划时代意义的罢工活动，发起者都是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女性工人，示威的目的是为了给当时的女性劳动者争取更多的平等权益。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国职场女性权益保护受到了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关注，并且得到了许多改善，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女性的职场劳动价值得到了认可。智联招聘最新的一项调查报告指出，2023年，中国职场女性的平均月薪为8689元，与男性的月薪差距进一步缩小到了1253元，薪酬差距呈现逐年缩小的趋势。
事实上，即使是放在世界舞台上，我国女性在劳动参与度这个维度也处于相当高的水平。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达60%以上，超过了全球六成经济体。在2022年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中国在性别平等指数中的整体排名由于女性在经济活动参与度比上年上升了5位。
如此看来，我国女性劳动者的地位似乎还不错，而且还有进步。然而，大部分女性的感受并非如此，她们在职场上依旧面临着很多偏见对待。这些女性的感受其实是对的，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片面狭隘的比较和进步。
事实上，在世界性别平等指数中，中国在143个国家中仅排第102名，并且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15-64岁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一直呈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79.39%下降到了2019年的68.57%。
社会不是一直在努力推进女性权益保护吗，为何女性劳动参与者的比例还会逐渐降低呢?
在分析女性劳动者参与度降低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其实在过去30年中，中国男女的社会劳动参与率都在同步下降，这是因为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逐年加深，退休人员占比增加，所以导致了总体劳动参与率下降。然而在这当中，女性退出社会劳动的人数还是比男性多出很多。
这当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女性在职业发展中的婚育歧视问题依旧很严重。
调研数据显示，61.1%的女性在求职中被问过婚育问题，与上一年几乎持平，并且远高于男性的21.5%。与此同时，有51.1%的女性表示年龄会影响职场前景，大大高于前一年的43%。也就是说，女性因为生育问题被劳动力市场“不待见”的问题反而变本加厉了。
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当今社会的家庭责任大部分仍是由女性承担，很多女性不得不因为照顾家庭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一现象由于疫情的影响越发严重。
2020年3月初到11月底的一项从业人员调查显示，相对男性劳动力，女性劳动力失业率更高。一是因为疫情主要打击的是服务性工作，而这些行业的从业者以女性为主，因此受到的冲击更大。二是因为女性承担了更多照顾家庭的工作。相比男性，女性牺牲工作照顾家庭的可能性更大，这直接导致她们的工作时间减少，女性因此失业甚至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增加。
更可怕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二胎三胎的开放，女性的这一困境可能会加深。经济学中存在一个定律，有子女数量与女性就业几率存在负相关，也就是每多一个子女，女性工资会下降约10%，这将加剧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速度。
很明显，婚育仍是职场女性的桎梏，“绑架”了女性价值的发展，两者之间的矛盾天然存在，无法完全得到解决，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福利政策得到缓解。
在过去一年中，我们看到了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欣喜的进步，比如禁止用人单位在招聘时调查女性求职者的婚育情况，不得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保障职场女性权益，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