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指期货交易规则的相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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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国的现有规则来看，大多数国家的课税规则是以股指期货交易系买卖合同为基本前提建立起来的，如德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但对交易标的的认定则存在分歧，如德国认为股指期货交易的标的是高度抽象而无法进行物理化交割的股票指数，英国则认为交易标的为合约中的权利和义务。

当前国内学界对股指期货合约的法律性质同样存在诸多争议，主要存在“买卖期货说”、“买卖期货合约说”和“折衷说”三种不同的学说。三种理论均认为股指期货合约属于买卖合同，但股指期货合约为买卖合同，则合同履行的结果为“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由此所取得的所得应当为“财产转让所得”。

然而，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8条第9款的规定，“财产”是指“有价证券、股权、建筑物、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车船以及其他财产”，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6条规定，“财产”包括固定资产、生物 资产、无形资产、股权、债权等。如依照“买卖期货合约说”，期货交易就是在专门的场所对期货合约的竞价买卖，亦即期货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似乎可以将其归属于财产中的“债权”项目。

然而，尽管《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对何为“债权”并无明确的规定，但税法上的“债权”，并不具有与民法上债权作为“得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的相同内涵与外延，而仅指传统意义上基于货币借用行为而发生的权利。

因此，尽管根据民法规定，股指期货合约包含了债权的内容，却依然难以归人税法中视为“财产”的“债权”的范围。实际上股指期货交易是否为“合约买卖”仍是值得怀疑的。从实际交易过程来看，投资者建仓行为是其缔结远期交割合同的过程，对冲平仓则是以缔结新的一份数量相等、方向相反的期货合约冲销原有的合约，投资者并无转让其持有的股指期货合约，只是由于其同时持有数量相等、方向相反的两笔合约，新合约的履行恰好可保证原合约的实现，通过结算系统即可促成各方当事人利益的实现，从而了结投资者参与交割与清算的义务。因此，股指期货交易并非“合约买卖”。

根据“买卖期货说”的观点，股指期货交易是交易者通过订立标准化期货合约进行股票价格指数买卖的行为，其标的物是通过某种方法编制出的股票价格指数及其涨跌情况。然而，股票价格指数是虚拟非实物存在的经济符号，本身并无价值，似乎难以归入所得税法所认定的“财产”范围。有学者认为，尽管股票指数是无法交付的东西，在期货交易中只能以现金作为结算手段，但只要其在法律上予以认可，作为法律上的“拟制物”同样可以成为买卖交易的“物”。

但正如该学者所强调，一个虚拟的东西可以拟制为法律上的物，必须是在该物上能够设定实在的、现实的、能给权利人带来切实利益的权利。股票指数是客观存在的一组数据，其数值的涨跌只与若干股票价格变动有关，实际上仍是不足以为人力所支配的，在股票指数之上也难以设定足以带来确定利益的任何权利。因此，股票价格指数并非“财产”，并非股指期货交易的客体。

股指期货交易是基于管理和规避系统性风险的需要而产生的。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目的在于以一定的货币投入而承担、转移或管理一定的风险。在这一交易活动中，股票价格指数不过是未来特定时间内的股票市场发展变化的风险的表现形式，或称载体。股票价格指数基本上代表了整个市场股票价格变动的趋势和幅度，每一时点的股票价格指数反映了该特定时点股票市场的风险。此种风险能够被量化为货币价值。

尽管股票价格指数是虚拟的存在物，但其所代表的风险则是实际存在且能以货币予以表达的。股指期货合约的缔结，并不在于实现股票价值指数的转移占有，而是通过合约的缔结获得在未来特定时点规避或承担特定风险的机会。因此，股指期货交易实际上是双方当事人以一定的货币为代价，对未来风险的移转与承担达成合意，其标的为特定时期内的风险管理权。

交易一方当事人让渡风险管理权，从而获得相应的报酬，另一方则取得风险管理权并给付一定的费用。在此交易中，股票价格指数并非双方交易的对象，与其它金融产品一样，只是代表了某一具体类型的市场风险。

股指期货交易价格的高低则反映了未来市场风险变化的程度及由此所决定的风险管理权的价值。因此，股指期货合约是以“风险管理权”为标的物的买卖合约，该权利以股票价格指数作为参照物，以指数的变动反映其价值的变化。随着风险管理权的转移而发生相应财产在当事人之间的变动。

以股票价格指数作为参照物的风险管理权同样是能够为权利人带来切实利益的“财产”，因其转移而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的财产增减应当产生税法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