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对A股而言并非洪水猛兽

　　近期，希腊、葡萄牙等国为代表的主权债务危机对全球资本市场走势产生了显著影响，尽管西班牙主权信用评级被调降之类的负面消息仍不断出现，欧洲危机进一步扩散的概率极低。

　　在经历次贷危机和迪拜危机之后，欧美金融机构去杠杆化程度已经比较高，风险放大效应有限，危机的损失相对可控。同时，此次发生危机的国家，并非德国或法国这样的欧元区核心国家，PIIGS的经济总量不大，伴随救助政策的及时出台，预计此次的主权债务危机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中短期内不会对欧元区以外的重要经济体如美国、日本和中国等带来更大的影响。

　　表面上看，此次欧债危机是部分欧洲国家应对次贷危机而导致政府过度杠杆化的表现，从更深层次讲，则是由于欧洲国家竞争力的不断衰退。欧洲产业空心化和生产率低下的问题由来已久，积重难返，因此，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只得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举债方式来刺激经济走出衰退，制造了复苏的幻象。但是，各国政府应对此次欧债危机的举措，往往是“抱薪救火”，虽解了燃眉之急，却把更严重的问题留给未来。

　　欧洲国家竞争力的衰退，主要体现在：长期推行高福利政策，导致激励机制和创新意识匮乏；产业升级缓慢，产业结构高不成、低不就，无法适应全球化竞争的要求；经济制度越来越僵化，政府受制于短期选票最大化目标，难以推行深层次改革，即使推行局部的改革举措，往往也举步维艰，半途而废；次贷危机导致财政负担进一步上升，不堪重负，也进一步压缩了政府调控政策的回旋空间和经济自我调节能力。

　　在发生危机的欧洲国家，财政紧缩与经济收缩将会形成恶性循环，财政紧缩引发了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担忧，使资本外流加速，而资本外流又会打击复苏，增速下降乃至衰退反过来又进一步削弱国家的偿债能力。长期而言，欧元区国家的财政状况无疑将承受很大的压力，如果经济复苏不如预期，则偿债压力更大。如果欧元区国家不能实施大的变革，改变其竞争力弱化的深层次因素，则欧元区未来的宏观政策空间进一步受限，投资者可能更加看淡欧元区的长期经济增长前景，欧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也将继续被削弱。

　　同时我们也关注到，欧元区遇到的根本性问题，在美国也同样存在，也就是说，美国经济也同样要在后危机时代寻找治本之策。当然，相比之下，美国经济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应变能力都要比欧洲更强，主要体现在：税收比重较低，从而偿债能力更强；人口老龄化速度较欧洲慢；社会福利支出比重相对较小；次贷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更早、复苏的趋势更强；奥巴马政府在寻求新技术新能源的增长机会方面也比欧洲国家政府更为积极；等等。但是，美国经济也有其自身的严重问题，首当其冲的是高达13万亿美元的国家债务，已经成为美国安全和其世界领导地位面临的主要威胁。

　　因此，在经历此次主权债务危机之后，可以预见到将来欧洲与美国都会更多地关注治本之策。姑且不论欧美在后危机时代的各项举措能否达到预期效果，从而使他们成功避免未来爆发更大规模的主权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单单从后危机时代可能出台的举措本身，对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都会发生深远影响。

　　短期来看中国刺激政策的退出将会延后，但政府会更加关注中央和地方财政风险，尤其是房地产、土地财政与地方债务这一链条所蕴含的风险；中期影响是出口形势和汇率政策的相机抉择，在外需不振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审慎考虑，通过汇率政策的适时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出口竞争力，在与其他经济体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竞争中占据优势；长期影响则是欧美相关举措很可能导致外需下降成为长期趋势，国际市场波动风险更强，贸易摩擦增多，出口难度加大，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继续上升。

　　当然，中长期而言，还需要关注未来爆发新的全球性系统风险的可能性。假如欧美治本之策不成功的话，我们可能会面临更加动荡的国际经济环境，可能迎来波动性更强、破坏力更大的经济危机，以及复苏与景气持续时间更短的“新型”全球经济周期。从这一逻辑出发，扩大内需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长期战略方针，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相应地，落脚到资本市场，应当继续重点关注以下政策方向及其影响：扩大居民消费、发展新兴产业、提升服务业比重、以及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